这些服务通过市场化改革，由私营企业、非政府公共组织等社会部门来提供。
修宪委员会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之后，五易其稿，历时两年零三个月，于1982年12月将最终定稿提交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于本次会议通过，通称为八二宪法。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
另外，如宪法产生的背景、革命胜利的过程、外交政策等，也都不便写成条文，放在序言里更恰当些。反观中国的情况，从公元前841年的周召共和开始，就有对于周朝国家权力分解与制衡的思考和实践。三、新中国宪法传统中的序言问题现行中国宪法除了具有自己特殊的演变历程之外，其体例结构的特色则体现在序言方面。{8}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726页。因为序言把具有重要精神实质性的东西作了规定，特别是规定了国家的总任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也在序言里面，如果违背它，当然是违宪。
世界范围内已经存在的各种宪法，在冷战结束之前大体被划分为西方自由民主式的宪法和前苏联开创的共产党主导的社会主义宪法。其第三章第26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这种立法授权之所以可能，最直接的作用因素是现代社会对风险的认知将风险与人类的决策和行动相联系。
实际上，风险规制决定不可避免地包含传统规制里不常见的科学不确定性和困难的价值判断，行政机关更有必要说明做出决定的理由，否则很容易受到专断任意的批评并且丧失民众的信任。也就是说，现代人不再能够依赖于直接经验来辨识风险，而必须依赖专门知识，依赖于专家们特殊的认知方式、测量程序、统计调查。归根结底，风险规制与行政法治理念之间紧张的关键在于：传统行政法治理念中，典型的行政活动是将抽象规范涵摄到具体事实的执法过程，这一过程中的规范，是既定的规范。[34]行政系统内部监督的主要不足则在于其监督机构的中立性不够，其监督的公正性和有效性因此易受怀疑。
《行政法》（第一卷）P352 德国联邦行政法院曾有判例明确指出，法院不可因认为行政之风险调查、风险评估有瑕疵而试图代之以自己调查的证据。[42] 罗豪才、宋功德：《软法亦法——公共治理呼唤软法之治》，法律出版社2009年。
如行政公开的程序要求，本身就是专断的天敌，是对抗非正义的天然盟友[31]。一般而言，立法、司法与行政之间的权限划分或职能分工决定了这些制约机制运作有其内在局限。但是，就此得出风险防范已经超出了规范先定技术适用范围的结论，是太快了。根据该文，瑞士在1969年制定《环境保护法》即（比德国更早地）运用了风险预防原则。
20世纪之后，我们已经知道，不仅从传统经验而来的规范无法适用于变化了的新情况新问题，而且即使本意旨在塑造未来的制定法，也会因立法者的理性有限、规范的一般性以及语言本身的开放性等等而不可能满足法律可以完美无缺的想象。有关介绍，可见：陈春生：《核能利用与法之规制》，月旦出版社1995年，第26页。[54]参与型行政并不能无视传统行政机关主导模式的内在合理性[55]。风险，作为一种未来可能性，从它们可能随着时间流逝而成为实际的损害来说，是物质的存在。
对于如何做出理性的决定来说，无知是一种障碍。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公共行政改革运动虽然主要趋势是缩减政府规模，但整体而言并未削减政府在基本生存保障和福利行政等方面的责任。
另外，因为对行政活动内容和程序的了解本身会激发参与的意愿和行动，参与型行政还有自我催化自我加强的内在优点。如此，当科学技术不确定性的风险暴露出来时，采取预防措施以保障国民安全就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政府的肩上。
[25]前者是因为在预测中将风险估计得比后来实际表明的要大，因而采取的防范措施过多地限制了人们的行动自由。[35]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美]奈特：《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注释】[1] Frank B. Cross, Paradoxical Perils of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53 Wash. Lee L. Rev. 851, 859 （1996）[2] 对西欧近代以来风险概念演变历史追溯，可参见：Deborah Lupton, Risk, Routledge, 1999.[3] [英]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第18页。在这样的领域，所谓举证责任无论分配给谁，都是不可承受之重。相形之下，政府有限的风险防范能力显得捉襟见肘。
另一方面，在这个功能分化[28]、价值多元[29]的世界上，行政法治虽然既非惟一也非最高的价值，但仍属诸多可欲价值之一。[15] [美]孙斯坦：《风险与理性》，师帅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这种视域盲点使得一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具体对策很容易落入顾此失彼的陷阱或左右为难的困局，[1]在尝试就事论事地应对风险之时，忘记了行政法规范体系的独特功能及相应的制度技术局限。如奈特主张区分风险与不确定性：风险特指那些虽不具体确知但已经了解一定范围内的发生概率。
原因在于，风险防范是典型的决策于不确定性之中的活动，这使得以事后诸葛之明要求管制者对并无过错的错误决定负责任失于过苛，在很多情形下，风险规制中错误决定的后果是如此严重以至于行政机关根本无力对其负责。[44] Stewart教授分微观和宏观两大类介绍了环保协议，请看：Richard B. Stewart, A New Generation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29 Cap. U.L. Rev. 21（2001）[45] 吉登斯更关注制度化了的议会/政党政治的民主，而贝克更关注在正式建制之外因不满正式建制未能有效反映现实需求而兴起的各类亚政治民主。
第二，在无法明确具体的实体规范时，可以运用程序规范。因此，它对应的是国际环境法上的危害预防原则（prevention principle）而非风险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通过软法的规制，能够有效地缓解风险规制与行政法治的前述紧张。更进一步说，在这种情况下，法无禁止则自由的指示将不再有效，个人既无法从现有的立法规定来判断自己所拥有的合法权利，也无法通过预知风险防范机关会做出何种禁止性决定来判断自己可以自由行动的空间。
但和硬法不同的是，软法的实效并不直接依赖于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但福利-规制国家兴起之后，政府角色很快从夜警蜕变为从摇篮到坟墓无不插手的包办家长。
1995年毕业于中南政法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只是，所有法律规范在被适用于具体个案之前，都是尚未完成的半成品，[37]相比具体明确的规则，抽象原则的适用显然更加依赖发达的法律解释技术，并且也取决于监督者也即解释者的制度角色与实际权威。
但在民主社会中，政府面临强烈的政治压力去回应民众的需求，当人们恐慌时，政府很可能要应取应对措施，即使公众的恐慌毫无根据。[5] Philippe Sands,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2nd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266[6] 首次在国际条约层面明确认可风险预防原则的是1982年联合国《世界自然宪章》，主张如果未能完全了解可能的不利影响，活动就不得进行
四是对宪法表面尊重实际疏远，刻意与宪法保持距离等。[4]王汉斌：《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65页。三是不认真看待宪法文本，遇到问题撇开宪法。二是经常性地批评宪法，把改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归结到宪法文本上。
在社会日益纷繁复杂的背景下，各种国家权力在运行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宪法。概括起来，现实生活中对待宪法文本的不正确态度有四种：一是公然地违背宪法条文。
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的推进，执政党以以人为本为根本理念，维护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体现在平等基础上实现自由的执政思路。在人身自由方面，以宪法为指导的一批法律的颁布，完善了人身自由的各项保障制度，包括1994年的《国家赔偿法》、1996年的《行政诉讼法》、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1997年修改的《刑法》以及2000年的《立法法》等。
[2][日]芦部信喜：《制宪权》，王贵松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7页。同时，宪法发展要将传统文化的价值与宪政的普遍性原理相结合，使中国的宪政建设成为关心人类发展命运、参与解决人类面临重大问题的制度与理念体系。